《琉璃瓦》再美丽的琉璃瓦，也依然是瓦
“《传奇》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，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；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，有时候活得可怕。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；那些人和中国旧文化算是脱了节，而且从闭关自守的环境里解脱出来了，可是他们心灵上的反应仍是旧式的——这一点张发玲表现得最为深刻。……《传奇》里每个人都勾画得清清楚楚，他们给他们的背景一衬托，更显得栩栩如生；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，是他们的父母，或者广言之，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。”（夏志清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）
特定文化里的人会活成什么样？《琉璃瓦》里描写的姚家的亲子关系，做了一个多角度展示。
人是历史的人质，每一个人都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，多数的普通人都被大时代的文化，观念左右或裹挟，茫茫然走在既定轨道上。
姚先生家的女儿们，“是美丽的瓦，不能跟寻常的瓦一概而论。我们的是琉璃瓦。”
美丽的瓦，不寻常的瓦，可即使有了琉璃的釉，如琉璃般明润，剔透，但依然是瓦，是织机的部件，而不是艺术品。弄瓦，这就是被限定的，仿佛理所当然的女性价值：再美丽的女儿，其出路也不过是做女结婚员。
“姚家的模范美人，永远没有落伍的危险，亦步亦趋，适合时代的需要，真是秀气所钟，天人感应。”
真正不落伍的，是她们的父亲姚先生。
姚先生可谓与时俱进，顺应时代潮流。“对于她们的前途，他有极周到的计画。”计划之一，就是给女儿们上一层琉璃的釉：或让女儿们接受高等教育，或去大机关工作。有了这层釉，才可以在变动的时代中让美貌增值，在婚姻市场里立于不败之地。
不过姚先生毕竟是新时代的父亲，懂得“因材施教”。他的计划二，就是根据女儿们的个性，顺应她们的心思，制定不同方案，力求让她们都有个好的归宿。
对大女儿静静，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再三敦劝，说得口干舌燥，甚至拍着胸脯担保；
对性格犷悍的次女曲曲，“姚先生自己知道绝对管束不住她，打算因势利导，使她自动地走上正途。这也是做父母的一番苦心。”因此，“一向反对女子职业的他，竟把曲曲荐到某大机关去做女秘书。那里，除了她的顶头上司是个小小的要人之外，其余的也都是少年新进。曲曲的眼界虽高，在这样的人才济济中，也不难挑出一个乘龙快婿。选择是由她自己选择。”
对性格柔顺的三女儿心心，姚先生精心挑选，物色合适的对象，远兜近转的安排见面机会，又煞费苦心的安排座次，把控全局。
“姚先生远远地注意到一个杭州富室嫡派单传的青年，名唤陈良栋，姚先生有个老同事，和陈良栋的舅父是干亲家，姚先生费了大劲间接和那舅父接洽妥当，由舅父出面请客，给双方一个见面的机会。姚先生预先叮嘱过男方，心心特别的怕难为情，务必要多请几个客，凑成七八个人，免得僵的慌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宴席的坐位，可别把陈良栋排在心心贴隔壁。初次见面，双方多半有些窘，不如让两人对面坐着。看得既清晰，又没有谈话的必要。姚先生顾虑到这一切，无非是体谅他第三个女儿不擅交际酬应，怕她过于羞人答答的，犯了小家子气的嫌疑。并且心心的侧影，因为下颔太尖了，有点单薄相，不如正面美。
到了介绍的那天晚上，姚先生放出手段来：把陈良栋的舅父敷衍得风雨不透，同时匀出一只眼睛来看陈良栋，一只眼睛管住了心心，眼梢里又带住了他太太，唯恐姚太太没见过大阵仗，有失仪的地方。散了席，他不免精疲力尽。”
姚先生的这些做法，不免有市侩庸俗之嫌，显得可笑。可是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父亲，姚先生为女儿操碎了心，又尽力给女儿们一个（尽管只是表面的）宽松氛围，面对这样的父亲，谁忍心只抱以居高临下的哂笑呢？
可是姚先生费劲心力的安排规划，换来的却是种种出人意料的结果。女儿们不仅不理解，反而毫不留情地讥讽，抱怨，“他想他活不长了。”与传统家庭中父亲固有的专横威势的形象相比，此时的姚先生软弱得令人怜悯。
在一个女性价值被物化为瓦，性别价值单一化的文化环境里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如此狭窄，父亲如此，女儿们也是如此。
如果说苦心经营的父亲可笑且可怜，女儿们的表现则接近可恶了。
当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被设定为“瓦”，女儿们也就没必要自我成长，她们没有被教以独立的意识和能力，因此习惯性的把一切委托给父母，成为不愿为自己负责的“类人孩”。
正如波伏娃《第二性》里感叹的那样：“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，他，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，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，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；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；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，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，已经为时太晚，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。 ”
大女儿静静，在自己的生活遇到变故时，立刻回到娘家，哭哭啼啼埋怨父母，“反正是你们把我送到那儿去的，活活坑死了我！”一口咬定父亲当初说过负全责的话。
她似乎忘记了，当初是她自己最终选择了启奎，尽管经历了一番曲折。她“和对方会面过多次，也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挑剔，只得委委曲曲答应了下来。”而且婚后为了自己在夫家的地位，有意疏远了娘家。
此刻，她只顾宣泄自己的委屈和不满，根本不去想摆脱困境之道，也不顾父亲卧病在床，将姚先生“絮聒得五中似沸”。
曲曲貌似勇敢反叛，不被父亲精心圈定的佳偶范围所限，而是“不争气，偏看中了王俊业，一个三等书记。”非但不惧公开二人的亲密关系，而且在姚先生表示反对时，以姐姐的婚事为反例，句句戳中父亲的痛点，公然挑战父亲的权威。又公开自己的爱情宣言："除了王俊业，也没有别人拿得住我。钱到底是假的，只有情感是真的——我也看穿了，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。"
钱是假的，感情是真的，多么纯情，又多么有力。讽刺的是，成就她的伟大爱情的，是她父亲的钱。“她这一清高，抱了恋爱至上主义，别的不要紧，吃亏了姚先生，少不得替她料理一切琐屑的俗事。王俊业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攒下来。家里除了母亲还有哥嫂弟妹，分租了人家楼上几间屋子住着，委实再安插不下一位新少奶奶。姚先生只得替曲曲另找一间房子，买了一堂家具，又草草置备了几件衣饰，也就所费不赀了。曲曲嫁了过去，生活费仍旧归姚先生负担。姚先生只求她早日离了眼前，免得教坏了其他的孩子们，也不能计较这些了。”
曲曲负责自己的爱情梦想，而她所鄙夷的父亲负责出钱买单，实现她的梦想。对父亲的作为，她似乎安之若素。把任性当做个性，却又心安理得地让别人来对她行为的后果负责，这样的曲曲，似乎只有“顽劣”二字可以概括。
孙郁说，“大凡好的作家，是没有思想的界限的。他们常常突破惯性表达的底线。”《琉璃瓦》写了亲子关系中新旧的，代际的冲突，但也显示了“地道中国人”的复杂性，一篇有着淡淡讥讽的轻喜剧风作品，也平添了几分凝重之色。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，“张爱玲另外几篇小说的感情力量，也得力于亲子关系的描写。所谓革命小说家描写起亲子关系来，总是根据革命的理论：凡是反抗老顽固父母的就是好孩子，乖乖的听话的孩子便是可怜虫，其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与恨，情形很是复杂，岂是革命理论所可包括?……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的对象，不可简单的抓住一点爱或是一点恨，就可满足。这一点，张爱玲是做到了的。”
